鳥的禮物

品牌：漫遊者 鳥的禮物

漫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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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導讀——韓國學中央研究院文學博士黃冠蓁〈記憶中「我」的開始，現在與未來裡「我」的終結〉一九五九年出生於韓國全羅北道的殷熙耕，自幼便展現出對作文的興趣與才能。她在一九七七年進入淑明女子大學國文系就讀後，曾號召組建共同創作的小型聚會，並嘗試編寫文集，在文字的陪伴下度過了當時政局動盪的大學時代。與其他年齡相近、在八年代即出道的作家不同，殷熙耕大學畢業後曾在出版社與雜誌社工作，至一九九五年才憑藉獲得《東亞日報》新春文藝獎的中篇小說《二重奏》正式踏入文壇。出道前曾在一個月的假期中完成五篇短篇小說，並在九年代發表多部作品的殷熙耕所展現的旺盛創作力，透過其特有的細膩筆觸和幽默文風收穫了豐厚的成果。其代表作《鳥的禮物》（1995）獲得文學村小說獎，後續的創作如〈和他人搭訕〉（1996）與〈妻子的箱子〉（1997）也分別獲得東西文學獎和李箱文學獎。殷熙耕得以在九年代的韓國文壇嶄露頭角，並斬獲廣大讀者的支持，除了歸功於抒情的敘事風格下洞察人性的敏銳目光，亦與她擅長以另類視角描繪平凡日常與人物心理，特別是女性自我認同的寫作風格息息相關。殷熙耕的作品多以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軼事為題材，探索那些表面良善與單純的行為背後隱藏的偽善、心機或是自我矛盾。她透過時而銳利時而幽默，並帶有嘲諷性質的敘事手法，一針見血地揭露人性與慾望的雙面性，在給予讀者新奇且痛快的閱讀體驗的同時，映照出威權時代後瞬息萬變的社會氛圍。在歷經八年代反軍事獨裁的民主化運動後，一九九二年金泳三當選總統、文人政府成立，宣告了威權政體的落幕。國內政治的民主化與國際間社會主義國家的相繼解體，為韓國社會帶來了全新的氣象。由於壓抑、暴力的政治環境，與充斥著權力不對等的社會結構問題相較前時代緩解許多，關注歷史問題與社會改革的集體意識逐漸式微，大眾的目光也轉移到個人的日常與存在本質等議題之上。這個時期的韓國文學也反映了此種變化，日常.內在世界.慾望.女性等微觀個人生活的敘事角度取代了歷史.政治.社會等宏觀視角曾經的主流地位，重塑了當時的文壇秩序。申京淑、殷熙耕、全鏡潾等九年代女性作家亦因擅於刻畫女性的私密慾望與內心世界，在當時獲得文學界與大眾的廣泛關注與肯定。這次由漫遊者文化引進的《鳥的禮物》，作為奠定殷熙耕在九年代文壇地位的作品，便充分體現了當代特有的社會脈絡和文學的發展趨勢。我們可以從幾個面向切入，去理解小說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和時代的連結。作品採取第一人稱視角，由主角珍熙自述她十二歲那年，即在一九六九年經歷過的各種事件。特別的是小說的前言與結語把時間拉回九年代，在主角三十八歲的時間裡回顧六年代的童年時光。像這樣在故事中鑲嵌進故事的小說結構，除了襯托出女性成長的敘事主題，同時也讓作品本身著重自我凝視的氛圍越加濃烈。三十八歲的珍熙透過一句「十二歲以後，我就沒必要再長大了」的告白，道出十二歲那年的經歷在人生中占據的重要地位，也暗示了自己的目光始終聚焦在同一處的事實，引導讀者跟隨主角的視線去凝視那段過去的時光。中年的珍熙梳理著童年的所見所聞所想，如實記錄下少女時期的自己在失戀的痛苦中成長，在對家庭、人際關係的幻想破滅後走向成熟的過程。繼續閱讀小說，我們可以發現中年珍熙對於他人和自己的人生刻意維持距離的習慣，源自童年應對傷痛的一種防禦機制。對於因母親的早逝、父親的離家從小得寄居在外婆家的珍熙來說，生活的惡意並不僅止於雙親在人生中的缺席，外婆因虧欠而憐憫的眼神、周遭對母親去世原因的議論，都讓珍熙很早就嘗盡創傷的滋味。她很清楚自己能輕易讀出大人們的口是心非與人情世故的敏銳心思，不過是一把雙面刃，在替自己贏得喜愛和信任的同時，也更容易使自己深陷傷痛帶來的情感挫折。於是她把自己分割成「被觀看的我」和「觀看的我」，讓真正的我，也就是感受、思考、做出判斷的我，隔著一定的距離注視那個遭受他人視線迫害的我。這種保持距離的生活態度，同樣也適用在珍熙周圍的人身上，無論是外婆、阿姨，隔壁戶的「將軍」母子、崔老師、李老師，還是大門外側店面的「廣津TERA」大嬸一家等房客和鄰里，「觀看的我」總是站在嘲諷、評論的立場冷眼旁觀「被觀看的我」和其他人身上發生的事。藉由窺探大人們的秘密，珍熙逐步探究現實的明暗面，建構自己獨到的、對既定的社會規範與價值觀的判斷標準。她把這樣的過程當作一種訓練，學習客觀地面對各種情感上的試煉，理性地認識自我，進而冷靜地處理內在的騷動。珍熙始終置身事外的生活哲學，除了保護自己不受外在的傷害，亦暴露了一般社會認知與行為規範的潛在暴力。例如在珍熙眼裡，幻想著浪漫愛情的阿姨和遭受家暴仍一肩扛起家事、店面工作的「廣津TERA」大嬸，無異於被「宿命論」支配的螻蟻，而所謂的單純和賢妻良母這等的形容詞，不過是社會強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鎖，為的是讓女性受性別規範馴服，遺忘追尋自我人生的本能。珍熙抗拒這種對「命運」消極妥協的態度，更打算藉由實際體驗來擺脫「性的禁忌」對人的制約。故事中主角不斷地挑戰固有的認知框架，努力克服對於未知的恐懼和不安，但在目睹世俗規範依舊如故的現實後，不自覺地鞏固對人生冷笑、嘲諷的視線。儘管《鳥的禮物》中的敘述充斥著對生活的幻滅與反諷，主角也看似透過偽裝自己，站在監視與審判他人的制高點，但十二歲的珍熙在故事中同樣受到愛情的擺弄。她嫉妒獨占心上人目光的阿姨，也因為兩人的結合深感背叛，並在得知戀愛對象是自己虛構而來的事實後，墜入前所未有的羞恥與絕望。不管做了多少準備，珍熙仍無法倖免於人生的嘲弄，意料之外的挫折讓她不再熱衷於發掘、譏諷世界的虛偽，而是選擇不再嚴肅看待人生。在十二歲的尾端，象徵生理上成熟的初經到來之時，她淡然地領悟到在生理之外，精神上也再無成長、成熟的空間。曾經的她透過保持距離、分裂自我，洞察世間的規則以避免遭受情感上的衝擊與傷害，但在頓悟所有的人事物無時無刻都在流逝和改變之後，如今的她抽離所有的情緒，漠然地任世事發生然後過去，因為只要不賦予意義，就不會有受傷的可能。三十八歲的珍熙疏離於外在世界，幾近空洞的精神狀態，呼應了十二歲那年她對於幻滅的真實體悟，像這樣帶有悲劇性質的成長過程，同樣發生在小說中另一位重要人物—阿姨身上。在經歷未婚懷孕和墮胎的傷痛後，現實的殘酷取代了她對愛情的美好幻想。小說中深度刻畫珍熙和阿姨在愛情中遭遇挫折，歷經幻滅而變得世故的經過，她們從浪漫愛情的光環中脫逃、打破「性的禁忌」的行為，挑戰了純潔、貞操等加諸在女性身上的傳統道德觀念。儘管殷熙耕筆下的女性並未明確展現出關於女性解放的自我意識，但一些試圖衝撞父權體制的設計，例如在既有性別規範和對於（性）自由的慾望間搖擺的女性形象，又或者是在包裝成浪漫愛情的男性慾望中沉淪的女性，最終認清現實而痛苦不堪的劇情，具體而微地揭露了父權文化對女性造成的壓迫。《鳥的禮物》中，年紀、性格、婚姻狀態各異的女配角們在少女珍熙詼諧的描繪下，呈現出立體多變的樣貌，她們可以是尖酸刻薄地評論、利用鄰居秘密的卑劣存在，但也不失和善待人的一面，老實、真摯地面對被賦予的人生，無論悲劇或喜劇。作為小說引人入勝的精彩看點，這樣的女性群像巧妙地融合於六年代韓國的社會人文風景，讀者可以在小說的各處捕捉到時代的痕跡，如朴正熙欲透過修改憲法連任總統、北韓間諜的滲透、政府動員參與越戰、工業的發展與農業的衰落。然而歷史的變遷被淡化為平凡日常的背景，占據敘述中心的是市井小民在歷史洪流裡的庸碌度日與喜怒哀樂。相比受情感驅使對未來仍有期待的少女時期，成年的珍熙在遠離童年，漸失過往回憶的慰藉後加重了對生活予以冷笑、漠然置之的態度。對她來說像這樣隔離、孤立自我，除了是為了免於因執念而痛苦的選擇，也是一種喟嘆「世界」沒有發生任何改變的表現。戰爭依舊存在，奪走人命的災害未曾止歇，愛情必然伴隨背叛，孩子們跟著大人學會偽善與惡意;珍熙的世界也仍停留在害怕受傷的保護機制裡，只能在模糊的自我認同中卻步不前。如開頭所說，九年代的韓國在各種新思潮的興起下，主流敘事轉移到個體的情感和對世界的認知，然而短時間內形成的自由風氣與大幅擴張的資本主義，使得充滿新希望的九年代同時蔓延著幻滅與失落的矛盾氛圍。集體目標的空缺和越發激烈的市場競爭無疑加劇了個人內心的空虛與不安，當時的許多創作皆聚焦在身份認同危機的現象，即為反映此種歷史情境的結果。《鳥的禮物》訴說的故事，既是韓國九年代的縮影，也成為了對二十一世紀的預言，小說中描繪的女性處境改善了多少？人際疏離和自我疏離的人多了多少？將近三十年前創作的這部作品無論在主題還是敘述手法上，仍契合今日種種的社會問題和個人困境。不只是韓國，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台灣社會中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交錯並存，關於「我」的真相仍是一個流動不定、急需探尋的重要課題，相信《鳥的禮物》中譯本的出版，能給予台灣讀者不同的啟發與安慰。